某种程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指涉并涵盖后二者。
正是在此基础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初步审议，并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公开征求意见，其中主要对承包地的流转制度作了重新设计。土地经营权期限不超过一年的，可以不签订书面合同。
在两权分离和三权分置并行的农地产权结构之中，土地承包经营权被赋予严格的身份属性，仅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取得和保有土地承包经营权，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经营主体不得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明确将互换和转让的主体限定为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在三权分置之下，土地经营权制度并不能涵盖上述所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而仅仅只是指上述债权性质的流转而言，已如前述。建议将其作为倡导性规范，规定在土地经营权设立这一条，或单列一条。抵押设定时并不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的变化，但创设了一个新类型的物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属于创设物权性质的流转。
有学者主张，发包方同意是发包方对承包地享有所有权的体现，同时，对于当事人之间的承包地转让行为起着见证及公示作用。《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第34条规定： 承包的土地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互换、转让后，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登记。其二，就行政执法类土地复垦监管人员而言。
《土地复垦条例》第5条进而将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设置为土地复垦专门监管机构来主导土地复垦全过程监管。应将《土地复垦条例》第36条第5项规定的监管过程财务利益输送事项列入徇私舞弊行为责任范围。该类信息应尽量图表化、简明化，以利于所涉相对人查阅、认知。再如，《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64条就挪用土地复垦费相关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予以了明确规定。
例如，《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第3条确立了土地复垦的专门机构、专职人员监管原则，第46条就逐级上报、绩效评价等上下级监管机构之间的内部监管予以了具体规定。虽然该类规定规制的责任主体、责任形式、归责行为等制裁事项较为明确，并分别在应承担法律责任的具体行为和特定行为应承担的具体法律责任这两个向度皆有所涉及。
所涉规范分析作为一种行为过程及结果，当首先基于对有关行政机关设立、该机关所掌管事务以及行政机关关系[22]现行有效法律的描述[23]，就存续于土地复垦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的监管机构建制条款和监管机构治理条款，予以归类和定性。进而根据公务员职位分类相关法律规定，视全体土地复垦监管人员岗位性质、特点之不同，而在所需学科专业知识、实务操作技能基本要求上予以差别化设定。在该类笼统、模糊条款的指引下，所涉各类主体于相互合作前提下兼具弹性与可信赖的基本特性未能显现出来。土地复垦监管机构治理规范之评判即是基于参与性的权威之决策理由说明、合理性检验要素，来检视土地复垦监管人员管理与内部制裁相关规范设定。
姜明安、沈岿：《法治原则与公共行政组织──论加强和完善我国行政组织法的意义和途径》，《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该类信息应尽量规范化、周延化，以全面阐释所涉事项为原则，而利于所涉相对人认知、理解。这两类惩戒的发起更多地交由前述行政首长负责制原则指引下所在或上级职能部门的主管人员，基于自由裁量来完成主观式抽象评判。任进：《行政组织法基本范畴与新课题》，《北方法学》2012年第3期。
[23][德]罗伯特•阿列克西著：《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2.内部制裁方式整全化规范 内部制裁方式整全化规范即是就作为各类土地复垦监管人员实施惩戒的客观量化依据之责任认定标准、责任事项内容予以类型化规制的相关法律规范。
具体可从监管部门协同形式规范、协同内容规范这两个方面来展开分析。国家-省-市-县四级[72]不同层级监管人员的年度培训学时基准，可根据12天或者90学时[73]的最低标准，分别明确对应为135学时、120学时、105学时、90学时这四个档次。
其一，就惩戒发起主体而言。单次培训课程设计则基于实际工作时间安排，并结合四个档次学时基准要求，由相应培训组织方来具体灵活确定。进阶培训科目主要采取全脱产更新知识培训的方式，充分利用各类节假日，限定培训次数、确保单次培训的信息量与新颖性、定期抽考，实现培训教学、考核定向化。口头交流技能则占权重比的5%。在受理环节的参与要义即为被惩戒人的知情权，其当及时获知拟被惩戒的事由以及后续惩戒环节参与事项。[55]陈阳：《论我国土地督察制度良善化进路——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为视角》，《东方法学》2017年第2期。
其一，就在职培训的主体而言。在质证环节的参与要义即为惩戒所涉各方主体就各项调查事实证据进行充分的说明与质辨。
应将《土地复垦条例》第36条第4项以及《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第49条第1项、第2项规定的四类职权事项列入玩忽职守行为责任范围。该类行为即是指向土地复垦监管人员越位、缺位监管所涉的动机诱因，其界分要义在于监管人员有否因该类行为而谋取不当私益。
注释: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土地复垦监管的行政法研究（15CFX056） 作者简介：赵谦（1981-），男，湖北荆州人，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南大学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在实务操作技能结构中，更为凸显口头交流技能，占权重比的30%。
进而依据是否有助于提高法律机构的能力之标准，就所涉规范展开法律之概念-体系的研究[24]，来予以评价或判断。所涉刑事责任即指向《刑法》第397条第1款之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规定，第397条第2款、第402条、第410条之徇私舞弊罪规定。[28]赵谦：《互助与自足：土地复垦监管的共同体关系及功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8期。其二，就惩戒程序参与要义而言。
土地复垦监管组织条款即是指向依法制定、执行和发展相关规范标准[2]而规制土地复垦活动及相关社会问题的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就其机构设置、职权配备、人员管理、责任保障等机构建制、治理[3]事项予以规制的相关法律规范。[7]参见周妍、白中科、罗明、周旭、王金满、景明：《中国土地复垦监管体系问题与对策》，《中国土地科学》2014年第2期。
又如，《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第49条将《土地复垦条例》第36条规定之其他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为更进一步明晰为土地复垦费用支取、退还耕地占用税程序规制中的相关行为。[10]季卫东：《社会变革的法律模式（代译序）》，[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著：《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75][德]费迪南·滕尼斯著：《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4页。杨桦：《论电子政务与行政组织法的创新》，《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国土资源行政部门根据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复垦条例》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相关规范设定，来履行土地复垦法规、规章、政策措施、规划、技术规程和标准的拟定决策[60]职权。应予规制的被惩戒人参与制裁程序事项则当在凸显开放式、对抗型参与要义前提下，指向土地复垦监管人员惩戒委员会自身进行的行政责任惩戒决定或刑事责任惩戒提请程序。其四，审计部门为所涉报告事项履行与项目工程运营、效益评价。基于此，前述部门协同中的相互龃龉格局往往最终导向监管所涉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项目管理、公共服务提供中的协同失灵[33]。
该类行为即是指向土地复垦监管人员的越位监管，其界分要义在于监管人员超出了建设用地审批、采矿许可证审批、土地复垦费使用、土地复垦验收、土地复垦费支取通知书出具、退还耕地占用税意见出具这六类监管职权事项范围而积极作为。一方面，就作为主导监管部门的国土部门而言。
其旨在一方面基于上下级组织关系之惩戒权限[74]就所涉内部制裁权威予以厘清并固化，另一方面尝试将既有上下级单向度预设权威扩张至得到被惩戒人首肯或认同的用于下属的福利之优越的力量[75]式权威，以设定更具包容性的多向度惩戒发起主体，进而为完成合理性检验提供必要的组织保障。[15][德]哈贝马斯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钰、刘北城、宋伟杰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第二步，由所在职能部门正职负责人、分管副职负责人及相关内设机构负责人就决策议案进行协商酝酿，重大疑难决策议案可扩大协商酝酿范围。1.监管人员履职能力基准规范 监管人员履职能力基准规范即是就各类土地复垦监管人员正常履职所需学科专业知识、实务操作技能基本要求予以明确的相关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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